“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要处理抱怨和争吵。当时，社区里有一名确诊病人，由于床位不足，无法及时入院。家庭成员每天在社区里吵架，吵了半天，还朝我们吐口水。最后，他们把病人带到社区，睡在社区办公室。许多员工惊恐地哭了。”根据湖北省防疫监督指挥部的公告，武汉将于4月8日零时起解除对韩至湖北通道的控制措施。武汉度过了最艰难的60天，召回了一线防疫措施。刘淇(化名)是武汉一家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工作人员，他有着新鲜的记忆。

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涉及到居民的切身生活:他们是打游击战取缔活禽摊贩的人，他们是为确诊病人联系医院的人，他们是向居民分发生活资料的人。

“春节前几天，我去区里参加了市场控制组和交通保障组的工作和调度会议。然后我去了农贸市场和该地区的小巷，检查卫生条件，是否有任何活的鸟类和野生动物出售。刘淇告诉记者，武汉市禁止销售活禽的法律是明确的，但是流动商贩很幸运，开着货车去卖。工作人员不得不与商人打游击战。

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夫妇。事实上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卖掉它。当他们被发现时，他们答应告诉我们他们再也不会卖了。让我们打破规则。但事实上，他们一直在货车里卖，从未停止过。我们最后说要强制执行，他们的态度立即改变了，不仅先推搡打员工，还对政府部门大喊打人。”刘淇告诉记者，在早前的一次执法中，妻子曾咬执法队长。

“这就是基层工作的样子。公民的素质有高有低。为了维持正常秩序，有时还需要强有力的执法措施。”在游击战中，刘启感慨地说。

春节过后，武汉的疫情形势严峻。主要街道开始建立隔离点。“我在这个月的4号晚上参加了第一个隔离点的建立，后来最多建立了15个隔离点和拘留点。基本上，我们街道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第一线做安保工作。”

与体力消耗相比，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让刘淇更难过的是心理压力。被冤枉已经成为街头工作者的普遍现象。

此外，“我们总是说，如果有任何困难，我们会找到社区。”那时，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被推到了最低的层次，所有的事情，比如医疗、旅游、生活保障，都必须先向社区报告。“然而，在严重流行期间，物资、医疗资源和其他资源严重短缺。人们看不到疾病，不知道去哪家医院，危重病人不能及时送医生，没有生活资料和其他问题。人们不满意，最后矛盾被压到最基层。

“我记得在最困难的时期，社区工作主要是处理投诉和争吵。”刘淇介绍说，有一个极端。由于当时床位不足，一名确诊患者无法及时入院。家庭成员每天在社区里吵架，持续半天。他们还向员工吐口水。最后，他们把病人带到社区，睡在社区办公室。许多工作人员害怕得哭了。“有许多女性社区工作者，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她们的工资也不高。当他们感到受委屈时，他们仍然要继续工作。”

除了医疗以外，日常用品的分发也是争吵的主要原因。“因为困难人口的数量和人数因地区和街道而异，材料的数量也是如此。在物质分配方面，分配主要是给孤独的老人和困难的家庭，但有些人不明白。有时他们会因为一颗卷心菜而在社区里骂员工半天。”刘启苦笑道。“我们必须知道，一个社区有3，000到4，000多个家庭和成千上万的人，材料由工作人员送到他们的家中。工作量已经很大，身体已经很累，而且由于虐待，开展工作极其困难。”